最近，美国未来学家福山在新书《出乎意料》中预测，“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 看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自己没有意识塑造、更无意识在世界上推广，中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社会概括为“中国模式”了。

　　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

　　中国的快速崛起，近年来尤其引人注目。对于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国内外的回答是矛盾的。一些人说“有”，正如国际学界、媒体甚至政界所流行的，一些中国人也基于“有所作为”的理念或提升中国软权力的考量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另一些人说没有，而且反对这种提法，因为这不符合韬光养晦的战略，同时还怕给“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或怕西方又是和“北京共识”那样忽悠中国。

　　既然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理念存在认识上的混乱，讨论中国模式存在与否，关键是看其提出的背景，并且是相对什么而言的。中国模式的参照系显然不是相对于中国过去或东亚模式而言，而是相对于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而论，尤其代表了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为标志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呼声。 

　　改革开放进入第30个年头，成败得失的确需要总结。一味否认或批驳国际社会的说法，倒不如自主地、如实地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中国模式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对此我们也没有否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模式的内涵究竟包括哪些方面？以中国之大、世界之大，一定可以总结出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来。但是，考察中国模式产生的时代背景，恐怕最为关键；毕竟，中国模式是对时代矛盾的成功把握，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希望。

　　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全球化时代。其第一阶段是西方化的单向度全球化，亦即，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西方中心论观念影响，长期以来西方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因而极力将西方模式推向全球；及至美国崛起为全球霸权，笃信“天定命运”观的美国人，更是将这一进程推向极致，导致如今世界乱象频仍；西方模式也是千疮百孔，突出表现在：

　　1. 程式超越本质。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现在的国际社会却有一套套标准来界定民主：自由选举、多党制、新闻自由……人民有了这些制度安排，仍然没有真正做到当家作主。

　　2. 手段超越目的。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但是如今西方人的人权观，不仅深深烙上西方制度的印记，而且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甚至间接地侵害他国的人权。

　　3. 现代超越古典。古往今来，民为邦本。古典政治合法性系于民心之相背。民心是关键，是本质，是目的，高于民主作为程序和手段的意义。但是，现代政权的合法性，却完全依赖于所谓的民主选举，从起点而非过程更非结局上衡量，忘记了民心、民意乃自古以来良政的尺度。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内部及西方与世界的关系面临着不可逾越的时空悖论。从时间层面说，正如美国总统竞选所显示的，候选人所真正考虑的是如何把对方击倒，为此争相讨好选民。上台后能完全兑现大选承诺的少之又少。这是选举所折射的政治断层；从政治任期制看，西方政治更存在时间起伏、矛盾乃至颠倒。布什上台时推行“ABC”（Anything but Clinton，反克林顿路线），现在又是另一“ABC”（Anything back to Clinton，回到克林顿路线）。如此政治反覆，折腾的不只是美国民众，世界也跟着倒霉；更本质地说，正如自杀是不道德的——因为自己一时的痛不欲生而斩断生命的链条，是对终生的分分秒秒和自己的家庭属性和社会属性不负责任——投票日选民一时的选择，如何确保所选出的领导人未来整个任期的合法性？更不用说这些领导人其实只赢得在不过半的投票率下刚过半的支持率，换言之四分之一选民的选择和认可。

　　从空间层面而言，资本、技术、制度和人口（包括劳动力、移民），以前是从西方向非西方的全球推广过程；如今，出现了非西方世界向西方的返流过程：发展中国家提供劳动力或资源优势所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以主权财富基金的方式重新投资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纷纷涌向欧美……发达国家同时也开始回到发展中国家那里寻求技术、制度和文化启示，解决自身面临的移民问题、认同问题、社会不和谐问题。

　　上述时空悖论表明，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发展过程。突出表现，就是世界从西方化的世界回归多样性的本来面目，包括文化多样性、发展模式多元性、观念的差异性。中国模式的成功，只是纠偏了单向度的全球化，还原世界的多样性。

　　中国模式的四重意义

　　因此，从全球化的新阶段——非西方化阶段考察中国模式的成功，其实就是中国式全球化版本的成功。比如，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确立的“不争论”原则，使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经济发展本身应有的路径推进，远离了意识形态的干扰、避免了政治纷争。既改革又开放，两者相辅相成，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其实，历史上的中华帝国，之所以长于任何西方帝国，成功关键也在于世俗化，即实现了政治与信仰的和谐发展，避免了欧洲经历漫长中世纪的黑暗，直到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时期才实现政治与信仰的分离。如今的西方世界，或西方化的世界，以及仍未摆脱西方意志束缚的地区，仍在世俗化和反世俗化矛盾中悖论式发展。移民问题、认同问题又在考验西方文艺复兴的红利还能用多久。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曾将中国的身份概括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三层面。如今的中国，显然还应包括第四种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故此，中国模式具有四重意义：

　　一是复兴，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复兴，核心是中华文明的复兴。

　　二是复古，即回复古代亚洲在世界的地位。21世纪可能不是中国世纪，但绝对是亚洲世纪或保险点说是亚太世纪。中国的崛起是包括印度崛起在内的亚洲整体崛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复活，即复活广大发展中国家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强国富民的希望。毕竟中国模式为它们提供了西化外的又一种选择，增强了它们探寻适合自己国情的成功发展道路的信心。

　　四是复原，即还原世界的多样性。“中国威胁论”，就其本质是因为破除了“西方（美国）的就是普世的”这种神话，因此中国模式被扣上“威胁”的帽子。其实，西方的就是世界的，本身是过渡阶段的产物，是不正常的，因而也是不可持续的。没有中国模式，一定有其他模式来终结西方模式的神话。

　　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

　　有西方学者提醒，不要得意于什么中国模式，谁能笑到最后，尚无定论。的确，也有国内学者笃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逻辑，认为中国在此轮全球化进程的幸运，有偶然性和脆弱性一面。比如，欧盟模式，曾经为美国崛起后世界最绚丽的创造。但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非不可逆，许多欧盟国家未来将可能抛弃欧元，重回主权货币时代。欧盟一体化的神话能否继续？欧盟人自己心理都没底。

　　欧盟模式如此，下一个三十年，中国模式又将如何？下一个三十年，中国的确将面临更深远的挑战，但挑战中也同样孕育着巨大的机遇。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是三方面的：一、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二、西方模式能否振兴？如果西方世界再崛起，中国模式就会失去反衬的参照系基础。三、是否会受到其他模式的挑战？作为良性竞争部分，发展中国家中能否产生另一模式挑战中国的一枝独秀？作为恶性竞争部分，是否有其他模式打败中国模式？

　　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是，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说法。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及世界的和谐发展本身。鉴于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是在全球化大潮中坚持世俗化，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世界各地兴起的反世俗化浪潮：文明冲突、反恐战争、原教旨主义……